作者：于立生

　　日前，由辽宁省教育厅起草的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条例(草案)》已向社会征求意见完毕，“就业率低的专业应停止招生”等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规定将以立法形式得以实现。(据8月22日《河北日报》报道)

　　总不能忘蔡元培先生在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》里所说的话：“诸君来此求学，必有一定宗旨，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，必先知大学之性质。今人肄业专门学校，学成任事，此固势所必然。而在大学则不然，大学者，研究高深学问者也。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，以求学于此者，皆有做官发财思想，故毕业预科者，多入法科，人文科者甚少，入理科者尤少，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……诸君须抱定宗旨，为求学而来……宗旨既定，自趋正轨。”

　　有的人读大学，在为当官，有的人读大学，在为发财，也有的人读大学，只在为便利得一职业，安身立命，当然也有人在为其他，譬如我念中学时的班主任曾和我们说，只在谋一城市户口，凡此，都是形而下的；但是也有人，在为学术志趣，也有人，在为怡情养性，提升修养，譬如据报道屡次参加高考今年终于被河北理工大学录取的天津的60周岁的仝正国阿姨——总不在为毕业之后去找个好工作吧？无论其动机如何，法律规定的国民享有的受高等教育的权利，并无分高下，都理应得到保障。

　　而大学的功能，也并不止于人才培养；此外，还有学术研究、社会服务等。即以人才培养而论，也还有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之别。而大学之人才培养，自然当以研究型为趋重，因为大学一般并不应是职业学校、技术学校——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：“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，则……不少专门学校，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，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，又何必来此大学？”；而自然也因研究型人才、应用型人才之别，在一时之就业率上的要求上，也当是有所差异。而无论是研究型人才也好，应用型人才也罢，在培养其研究能力或技术能力——亦即“智育”之外；大学所应注重的，也还在于培养起一个公民的独立、健全的人格。

　　不期然，就想起“未明湖三老”之一、已故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的忆旧文章《红楼点滴》——“比如刘半农先生开‘古声律学’的课，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，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。还有一次，听说是法文课，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，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……问管注册的，原来是只一个人选……所以便宜了旁听的。”“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，老友曹君来串门，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，每次放映幻灯片，很有意思……最后一次，讲杂建筑……讲的是花园、桥、塔等等，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，小巧曲折，很美。两小时，讲完了，梁先生说：‘……为了应酬公事，还得考一考吧？诸位说说怎么考好？’听课的有近二十人，没有一个答话。梁先生又说：‘反正是应酬公事，怎么样都可以，说说吧。’还是没有人答话。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，于是说：‘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，请选课的举手。’没有一个人举手。梁先生笑了，说：‘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，谢谢诸位捧场。’说着，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。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，而散。我走出来，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。心里觉得安慰。”——放在今日，依辽宁省教育厅的逻辑，此等专业，早经裁汰；此等教授——刘半农也好，梁思成也罢，也早当失业了吧？

　　就业率，所反映的只是人才在市场上短期的、一时的供求关系；但是大学，关乎真理追求，文化传承，却理宜放宽眼量，立旨长远。蔡元培先生曾说：大学——“教育指导社会，而非随逐社会也”，其专业设置，并不应一味跟着市场转，唯就业率之马首是瞻！一些“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矛盾与专业结构性矛盾并存的问题”，固然，是应解决；但是，也总不宜搞成失之偏颇的、“就业率低则停止招生”式的“一刀切”！